来源: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 作者:肖欢欢

  不准带课外书,不设考试

  经过系统背诵,3~4年内,学生能完成20多万字中文经典、10万字英文经典和5万字德文经典的背诵。

  记者走访多座私塾发现,读经仍是私塾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,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弟子规》等,是所有私塾的必备教材;多数私塾还开设有古琴、古筝、美术、跆拳道等课程,不过这些课程需要家长单独付学费。

  私塾倡导学生学习先贤品质做“君子”,所以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要求特别高。深圳圣贤国学堂要求私塾的学生们遵守以下“学习公约”:

  1.不准带手机、零钱、零食以及各种影视音频工具;2.有吸烟、喝酒、网瘾等习气者不予接收,“家长请自查”;3.全托的孩子在学习期间每个星期可以通一次电话; 4.不准带课外书。

  如果学生们违反了这些规定,老师或许会用戒尺打手心进行惩戒。

  与常规学校的孩子相比,私塾最大的不同是不设考试。教书先生会对孩子背诵经典的成效进行检查,即使学生背不出来,也不会处罚,而是督促他们继续熟读,然后再检查。

  私塾师资五花八门

  有不少私塾的创办者都曾是公办学校的老师。蔡孟曹原本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,起初有几个朋友把孩子交给他带,反响不错,口口相传,发展到现在的规模。他6岁的女儿也在自己的私塾中读经。

  39岁的钟旭东原本做保险代理,从小就对四书五经很感兴趣,23岁前便已读完了四书五经(家长学院:给您不一样的教育视野!)。他开办的大同书院原本也在梧桐山,后因学生越来越多,就在深圳龙华的一个小区办起了分院。

  私塾“教书先生”们的来源五花八门,有的甚至是没上过大学的90后。钟旭东说,私塾选老师不看出身,而且私塾工资低,又得不到官方的认可,留住好老师很难。

  私塾的开办者和学生家长之间,存在特殊的关系:很多家长都是开办者的朋友,私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经人介绍找上门来的。家长和私塾之间的关系,也主要靠这份信任来维持。

  上私塾的费用可不低,每年大约需要3万~4万元;如果开办在环境优美的别墅区,每年的费用甚至要六七万元。几乎所有的私塾开办者都坦承,来上私塾的孩子家境都不错,很少有出自工薪家庭的。

  家长是私塾“逆袭”的推手

  为何另辟蹊径办私塾?“我只是想探索一条不同于体制内教育的道路。”蔡孟曹说。

  据他介绍,很多送孩子来上私塾的家长,毕业于名牌大学,他们反思认为自己的孩子若是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,以后可能没多大出息。“家长是私塾兴盛的最大推手。”

  钟旭东也认为,私塾变多,是因为想上私塾的孩子变多了,有市场需求才有供给。他说,到私塾求学的学生,一类是家长想让孩子在上小学前打牢传统文化根底;一类是家长对体制内的教育失望,遂选择私塾路线;一类是孩子让家长和老师“已经没办法了”,“再不送过来就要进监狱了”。

  有的私塾拒收“坏孩子”,但也有的私塾似乎对管束“坏孩子”很有办法。郑州的王玲去年将13岁的儿子小斌送到深圳的一家私塾,她说,儿子刚上初一就严重厌学,经常逃课去上网,还和一帮“小混混”混在一起;在家很没礼貌,甚至连“妈妈”都不叫,这让她深感担忧。“如果再不矫正,这个孩子就毁了。”

  在把孩子送到私塾两年后,儿子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在私塾,小斌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读经,下午练习书法、武术,晚上继续读经,没有手机,也没有网络可上,生活过得很有规律。

  在新环境的熏陶下,如今小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王女士半年后到私塾看望儿子,儿子叫了她一声“妈妈”,她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

  争议:如何看待“偏颇教育”?

  尽管私塾得到了一些家长的认可,但不可回避的是,私塾似乎站在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对立面,地位尴尬。

  多数私塾都处于“地下”状态,十分低调,生怕“树大招风”。此前,深圳曾有私塾因为被教育部门认定为“违规办学”而遭取缔,一些私塾只好东躲西藏,几易其址。“官方没有明确其地位,这制约了私塾的发展,否则其规模远不止现在这般大。”钟旭东说。

  除了法律地位的尴尬,私塾还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:读四书五经能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才吗?蔡孟曹解释说,私塾教的并非全是四书五经,也不只是教文化课,只是更好地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罢了。

  那么,私塾的学生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,也得不到公认的文凭,今后怎么找工作? “这是没志气的想法,有本事的人根本不需要文凭。”蔡孟曹信心十足。

  而在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洁看来,“熟读四书五经的孩子,至少口才好、文采好,肚子里有货,达到这几点,不愁找不到工作。”

  “如果我们的国学教育搞得好,私塾就没有市场。”吴洁认为,私塾提供的教育是现行体制内教育提供不了的,官方应该多一些宽容,把它视为体制内教育的有效补充。

  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葛新斌认为,家长不能因为“不满”现行教育,就推行“偏颇教育”:“光学四书五经,怎能把孩子培养成为合格的、适应社会要求的现代公民?这是对孩子未来发展的不尊重。”(文、图/本报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杨惠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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