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 作者:佚名

  一个测试,两种解读

 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。

  2010年,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公布2009年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测评结果。在全部三项测试中,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,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。

 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,考核学生的阅读、数学和科学能力,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。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,共有34个OECD成员国,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,人数达到47万。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,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。

 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,由国际专家进行。除了评估学生成绩,还收集有关学校、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。

  上海学生取得的喜人成绩,一时间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。这些报道认为,PISA测评中取得的好成绩,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肯定(家长学院:给您不一样的教育视野!)。不过,立即有不同的声音对此结果进行了另一番解读。

  报告指出,中国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,学校通常会让学生每天学习很长时间,并且周末也会让学生学习,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在体育、音乐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方面花费的时间都要少。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,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,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,学生课业负担偏重。

  有教育学者认为,中国学生的“第一名”,是用牺牲更多活动时间换来的。他们认为,PISA测评成绩只能反映基于记忆的知识积累能力,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强项,而学生的创造力、研究能力并没有多少改善。

  这样的解读并不新鲜,也是中国教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:一方面,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表现优秀,而另一方面,中国学生被认为是一群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,他们呆板,无趣,生活能力差,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。

  但是,张人利对这样的分析却很反感。张人利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,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,他认为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种种批评有失公允。

  就PISA测评结果而言,张人利认为,上海学生的学业负担排名并不是非常靠前,这说明中国学生学习“性价比还好”。对于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评价,张人利有不同的意见。“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育,光有记忆也不是教育。”他认为,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是一个优点,没有必要妄自菲薄。至于动手能力和创造力,由于PISA测评是文本测试,因此无法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。

  “对于PISA测评结果我的认识是:首先,一次测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;第二,中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,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。”张人利说。

  中式教育的症结

 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,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,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。事实上,标准统一、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,不时会受到称赞。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“不让一个孩子落后”法案,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。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。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,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,将面临严重后果,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,甚至关闭学校。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。

 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,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,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,张人利认为,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。

  但在中国国内,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。

  学业压力大、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、竞争越来越早……面对各种批评,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。“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,某个小朋友,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。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?”

  教育学学者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。岳龙告诉记者,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,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,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,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。

  岳龙说,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。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,“教育”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,如今,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“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,还要承担心理疏导、人生指导的责任,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,并没有明确的标准,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。”

 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,统一、单一的评价机制,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,因此,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“独木桥”。

 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,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·里特做了一番阐述:“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。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,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。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,可如果做得过头了,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:考试是最重要的。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。”

 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,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。

 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,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。他认为,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“扬长”——发掘学生的天资、潜力,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。刘京海认为,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,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、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,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,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。“过去大学录取率低,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,现在录取率高了,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。”

  不过,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,更多的阻力来自对“公平”的担忧。“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,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,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,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,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。

  “好学校”神话

 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,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,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。

  因此,围绕“素质教育”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。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,竞争非但没有减弱,奥数、艺术考级、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,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,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,加上更多压力。

 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,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,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,是家长们对“好学校”的追捧。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,一些学校师资雄厚、管理严格、生源优质,因此,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,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。

 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,是一个现实问题,但张人利认为,学校之间的差异,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。他的一个证据,同样来自PISA测评。“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,在中国,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,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、职校。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,也就是说,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,也有高职、中专学生。测评证明,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,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。”

  在张人利看来,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,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,“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”。但他认为,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,被夸大了。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“好学校”:人人都想进“好学校”,“好学校”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,一个班四五十人,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;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,班级规模小,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。

  事实上,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,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,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,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,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“均衡发展”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。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,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,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。“你考的那些证,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。”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,夏惠贤如此回应。

  “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,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。”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,张人利看到,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,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,而且单一,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“哈佛男孩”、“哈佛女孩”,追求分数、“好学校”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。

  张人利说,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,媒体的宣传、舆论的导向,都在渲染高分、名校、出人头地的魅力,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,家长怎能脱离俗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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